話說Truku集團迫遷，若以主流學術的論述，多會以起初1914年日方以勸誘的方式，將部分Truku族人遷徙至山麓間，其中以外太魯閣地區的族人為主。直至1930年霧社事件以後，日方鑒於山區部落管理不當，一改先前勸誘遷徙的方式，改以強迫的方式在1932-1933年間將族人全數遷徙下山，而日方為方便管理，刻意，混居在秀林、萬榮及卓溪等移居部落。
依以上的論述，概略的說明了Truku集團迫遷的發展脈絡，而本篇文章將深入強迫集團迫遷前山區部落的狀況，以及集團迫遷日方是否有刻意混居進行進一步的探討，
一、1930以前的迫遷
所謂的Truku集團迫遷，最早應於1914年太魯閣戰爭爆發後即開始遷徙，但主要被迫遷徙的部落主要以外太魯閣地區(淺山)部落的為主，其中秀林鄉的秀林村、景美村、佳民村以及萬榮鄉之明利村、萬榮村等村落，皆為1930年帶前即遭日方勸誘遷徙之部落1，因此，暫且認定此階段遷徙的家族部落為第一階段，第一階段遷徙的部落族人主要是係以外太魯閣地區以及現今部落就近之部落直接遷徙下山所組成，如萬榮村、明利村1918-1930之間，始有外太魯閣地區、巴托蘭地區及就近之部落遷徙組成2。
綜上我們可以發現，日方以集團迫遷的手段統治Truku的主因，並非僅鑑於1930霧社事件山地部落管理不當所造成，而是在霧社事件前已著手進行遷徙政策，從以上部落組成的脈絡中，已清楚窺探出端倪。
1 詳參廖守臣1984《泰雅族的文化–部落遷徙與拓展》
2詳參廖守臣1984《泰雅族的文化–部落遷徙與拓展》，頁209-212。
二、山區部落的迫遷
事實上，在第一階段雖未遭遇日方遷徙至山下的部落家族，日方在山區已進行一次集中管理式的集團迫遷，如Skadang1、Bruwan2、Empucing3、Swasal4、Duyang5、Tpuqu6等山區部落，日方於1914年太魯閣戰役後，為統治Truku於山區部落建立駐在所，為方便管理將駐在所附近之部落就近管理，此為山區部落的被迫遷徙，此舉亦延伸當代族人對於自身部落家族遷徙的模糊的狀態，如祖居為Sumiq，因日方為就近管理，將原居於Skadnag北方之Sumiq部落族人遷至Skadang，以致爾後全數集團迫遷至平地時，當代族人因客觀環境7的影響，僅記得其祖源Skadang，另一個遷入Ihownan的部落家族Sipaw1、Empucing2也出現類似的狀況，對於先祖於山區部落遭遇混居的脈絡產生模糊的情況。
三、除了集團迫遷外，日人還有「刻意」混居嗎
在許多當代部落菁英的論述中，不時提到日方集團迫遷時，為瓦解原本部落家族的凝聚力，同時亦可做到不同部落家族互相監視的效果，刻意將各部落家族的成員打散在各個部落裡面，這套論述似乎已成當代Truku族群對外論述的顯學，姑且不論部落菁英認定日殖政府刻意混居是否帶有個人情感，但我們可以從文獻的記載與遷徙的狀況抽絲剝繭日殖政府的是否出現「刻意」混居的證據。
若日方刻意混居，照理來說將不會出現部落為統一部落家族部落所組成，先從Tpuqu部落家族來看，1930年全數遷徙至今Tpuqu部落，爾後因為婚贅等內部遷徙的關係，才出現Kbayang等其他部落加入的遷入，又如沿著三棧溪下游的Pratan、Smudal、Kraka、Ibasan、Tqian Rungay等部落，遷徙下山至今Pratan部落後，仍以部落內以家族部落界線分明的住在各個區塊，因此，若日方刻意混居，此狀況應該不可能發生在上述的家族部落。因此，發生混居的狀況，應該是在迫遷的過程中，原本的部落家族散居或混居應屬必然發生的狀況，再如源居於Sipaw部落的族人，集團迫遷時先被分配至文蘭重光，爾後因爆發瘧疾，亦有部分Sipaw部落家族成員南下遷至紅葉部落，Sipaw部落家族也因此散居於二地，又如卓溪立山部落，主要成員以Swasal部落為主，亦為類似的狀況。綜上，Truku由傳統散居型的部落規模，因為日殖政府的集團迫遷政策，居住環境變成可以容納更多部落家族的移居地，必然會「自然」的產生混居的狀況，加上遷徙的路程上以及外在環境因素影響，遷徙的過程中容易產生不確定因素(如依親、婚贅、工作、信仰)等，造成各部落家族混居的狀況似乎是必然的狀況。
結語
依上述可知，筆者嘗試分析1914-1930年間的勸誘遷徙時的狀況，也分析山區部落集中管理造成的影響，再深入探討日方是否「刻意」混居的例證，就是期望能勾起更多人參與討論，而Truku的歷史 隨著外來政權的同化教育以及耆老的凋零，已難以完整與精準地呈現於後人面前，期望藉由這篇文章，能夠誘使更多人一起書寫Truku先祖的歷史記憶與智慧。
參考文獻：
廖守臣1984《泰雅族的文化–部落遷徙與拓展》
廖守臣1978《泰雅族東賽德克羣的部落遷徙與分佈(下)
關於作者：Tama Rowbiq
Truku
祖籍Duyung社，生於集團迫遷後的Bsuring社，太魯閣族文史工作者，目前就讀東華大學民間文學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