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無數場登山分享與文史演說走讀，繞了一圈，最終又回到了我「出道」的原點——富世國小。回想起最初受到關雲婷老師的邀請，開啟了這段文史轉譯的旅程，這裡始終是我最熟悉、也最有感情的土地。
站在富世國小的操場上，抬頭望向那層疊的山巒，心中湧起的是一種宿命般的歸屬感。這不僅僅是一個教育現場，更是太魯閣族（Truku）歷史縮影的交會點。面對這群反應靈敏、甚至比大人更聰明的孩子，這次我想帶著他們，也帶著讀者，深入探討那些埋藏在峽谷深處、核心且沉重的議題。
翻山越嶺而來的生命足跡：太魯閣族東遷
大約三百年前，我們的祖先居住在中央山脈西側的濁水溪上游。為了尋找更寬廣的獵場與生存空間，他們選擇了一條極其艱辛的道路——翻越中央山脈。這是一場壯闊的生命遷徙，族人踏過奇萊連峰的碎石坡，越過合歡群峰的箭竹林，最終進入了立霧溪與木瓜溪流域。
這段「東遷」歷史，不僅是地理上的位移，更是族群生命力的極致展現。祖先們在陡峭的河谷階地上建立部落，與山林共生，發展出獨特的山地耕作與狩獵文化。對於這群孩子來說，了解這段歷史，就是找回自己血液中那股不畏艱難、開疆闢土的強韌基因。
文明與強權下的震盪：日本殖民與集團迫遷
然而，這份與山林的寧靜契約在二十世紀初被強行撕毀。1914 年，日本政府發動了規模空前的「太魯閣戰爭」，動用兩萬軍警對抗僅有數千人的部落。戰爭結束後，為了便於統治與監視，殖民政府實施了「集團移住」政策。
這場迫遷，將散居在高山深處、擁有各自獵場與祖靈地的家族，強行拉下山，集中安置在如富世村（Bsngan）這樣的淺山平地。這不僅是空間的挪移，更是文化的斷裂。原本緊密的部落組織被拆解，傳統的土地權益被收歸國有，族人與土地的連結硬生生地被切斷。這段歷史的傷痕，至今仍隱隱作痛，體現在部落空間的重組與認同的掙扎中。
守護還是禁錮？國家公園與當代主體性
到了現代，挑戰並未結束。1986 年太魯閣國家公園成立，雖然帶來了環境保護的框架，卻也與原住民族的主體性產生了劇烈碰撞。在國家公園的法律規範下，族人過去習以為常的狩獵、採集與耕種，突然變成了需要審核甚至被禁止的行為。
我們必須思考：在「保護區」的標籤下，原住民族的主體性該如何延續？這不是單純的環保與開發之爭，而是權力的重構。從 1994 年的「還我土地運動」到當代的共管機制討論，我們正在努力找回對這片土地的發言權。我們要讓社會知道，「先有部落，才有國家公園」，原住民不是環境的破壞者，而是守護山林數百年的管理員。
找尋通往未來的路
這不只是一場演講，而是一次與部落新一代的深度對話。在富世國小這個最熟悉的起點，我們回望過去的苦難與輝煌，是為了看清未來的方向。
教育的意義，在於讓孩子們知道自己從何而來。當他們理解了祖先翻越山脈的勇氣，理解了殖民壓迫下的堅韌，理解了當代主體性爭取的必要，他們才能在現代社會的洪流中，站穩腳步，找尋到那條通往未來的路。
這是我對這片土地的承諾，也是這場文史轉譯旅程中，最重要的終點與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