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魯閣族主要生存的場域Takiji 溪(立霧溪)一帶，自荷蘭「治台」以來，已有此地產金之傳說，加上原有豐富的森林與樟腦資源，對於當時欲開發東台灣為移民村的日本政府來說，在入侵此地以前，須與當地原住民族有所「互動」。明治二十九年(1896)6月日軍進入花蓮，尚存的清代殘軍投降，日軍也在花蓮港設置守備隊，當時東海岸一帶人民皆對日軍表歸順之意，唯新城和太魯閣地區無人前來，雖日軍未曾理解太魯閣族人諸社內之情況，但已知其為「桀傲不遜 」的強大族群，同時日人注意到晚清時期，清軍在台灣東部「開山撫番」時期至今，李阿隆在太魯閣地區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明治二十九年6月日軍招撫，李阿隆屢次藉故不到；同年七月台東撫墾署署長曾根俊虎臺東廳北部各社，再招其來受輔，李阿隆仍藉故不至，其後宜蘭支廳書記官廣瀨充藏才勉強委任給他撫蕃之業務，並且強使李阿隆同行至宜蘭、臺北覲見總督及其他將領，並餽贈物品。不料，同年十二月爆發新城事件，也顯示了日人入台初期，對於太魯閣族的實質統治是失敗。自此，東台灣開啟一系列太魯閣族與日本政府之間更積極的「互動」。對於太魯閣族來說，當時是以個別部落為立場，各部落的立場與日本政府的關係不全然為對抗狀態，古魯社、威里社等外太魯閣部落也曾跟日本政府有過良好的互動，甚至合作防禦內太魯閣群。在日本侵略太魯閣族初期的前十年間，與其有往來的主要為外太魯閣族的部落。巴托蘭群 (木瓜溪流域)則須至1908年隘勇線的建立才開始與日本有所接觸，而立霧溪中上游地區的內太魯閣族，則是1914年才在戰場上正面對決。(王學新 1997：72；潘繼道 2008：4,5；2010：389；邱韻芳 2013：44)
1896年12月爆發的新城事件，觀察日方文獻與太魯閣族口述史可以發現，新城事件發生的原因，其實與日軍入侵新城地區時，與當地族人互動及文化差異的衝突有直接的關係。而日人觸犯了太魯閣族人慎守的性禁忌，則是整個新城事件的導火線。
當時的台東支廳長代理書記官矢矧昇二到花蓮視察後的報告曾提到，日軍士兵擅自拔掘太魯閣族人種植的芋頭，而蕃人氣憤難平，率眾向長官陳情，豈料該長官認為此為小事，根本無須大驚小怪，並以盛氣凌人的樣子對著族人說：「以後會叫他們注意。」族人雖有不甘，只能期望往後不再發生這樣的事(王學新1998：229)，而民間的口述史料則補充，日軍在於新城地區紮營，並且構築了防禦工事，營區的四周又以鐵絲網圍籬，充滿了明顯的挑釁意味(李季順 2000：39)。明治二十九年十二月，花蓮港中午氣溫仍達十七點五度，日軍紛紛褪下軍服只剩內褲，而「台灣人」對日本兵上身赤裸看不順眼。日人亦常在立霧溪畔採取沙金，影響雙方之生活權，太魯閣族人對於這群外來的侵略者的不滿已日趨表面(阮嶸 2001：24)。而日軍行為不檢點應為整個新城事件爆發的導火線。新城事件數天前，一名太魯閣族婦女 為交換物品 前來，3、4名士兵竟姦淫之。根據另一種說法是，士兵得逞後，每人支付3錢，婦女返回部落後，告訴其父兄後引起群情激憤，才導致事件的發生(王學新譯1998：229)。
當時米崙山(今美崙山)與新城每周三與周六由雙方各派出兩名斥候兵(相互聯絡) ，於兩地之中點相會，行兩地連絡之事，1896年12月22日依例由米崙山兵營派出兩名斥候兵，但至隔天仍未歸來，米崙山兵營開始搜索，並於山中發現兩名無頭死屍，從此以後便與新城斷絕聯繫。據當地人報告：新城已被太魯閣族佔領，日軍開始查明後，在新城士官兵等「十餘名」已遭太魯閣族「殺害」(王學新 1997：73)。而文獻與口述史中，對於新城事件日軍死亡人數有13人、23人、24人、36人 等說法，而諸多說法其實是認知上的差異所造成的，以下引文應可清楚解釋新城事件死亡人數差異的原因：
新城事變(新城事件)的戰死者，明治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於新城的結城少尉等十三名、十二月二十日出去擔任斥候的上等兵等五名、二十三日擔任斥候的上等兵等五名，與雇用的支那人一名(謝成章)。陸軍方面我同胞有二十三名…… (新臺灣 1917：40。轉引潘繼道 2010：400)
依上述所知，新城事件發生的主因，其實是因為日軍進入新城地區後，與當地太魯閣族人為了資源產生摩擦，以及文化差異都是衝突累積的原因，最後的導火線則為日軍觸犯太魯閣族的性禁忌，導致日本當局進入太魯閣地區在短短的半年內，發生不可收拾的衝突事件。太魯閣族，視Gaya為畢生信奉的信仰，而Gaya關乎太魯閣族日常生活的一切「規範」。日軍入侵後，屢次挑戰太魯閣族百年來謹守的「規範」，這種不斷累積的新仇舊恨，導致最後爆發新城事件是可以預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