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投書 以原住民族史觀/主體性-淺談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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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述以前,筆者先解釋何謂「原住民族史觀」?原住民族史觀的概念係指以此民族之史觀/認同去應對/詮釋任何客觀發生的情境,例如以歷史學者爭論不休的到底日本統治台灣期間,應以「日據」或「日治」作為命定,之所以會有不同的詮釋,原因不外乎詮釋者所看待歷史事件的史觀(角度),若以中國史觀看待則會認為台灣是遭日方以武力奪取的土地應認定為日據,而以台灣河洛(台灣)[1]史觀則認為台灣是依據馬關條約合法割讓給日本應屬日治,而以上兩大史觀卻獨缺以原住民族主體性/史觀的論述,以下筆者以相對客觀的史觀來試圖論述之。太魯閣族第一次全面遭遇國家體制統治實為1914年太魯閣戰爭後,而1914年以前,絕大多數的太魯閣族原則上是一種看似鬆散但高度自治,以(血緣關係組成)部落為(基礎)單位的邦聯群體。(且在大清帝國統治台灣部分地區期間,太魯閣族不僅從未受其統治,也未形成附屬關係,甚至大清帝國軍民至北花蓮一帶時,還需時時刻刻堤防太魯閣族人的攻打)。因此,所謂的中國史觀:「台灣自古屬於中國」的這套論述,是一種涵蓋性(以偏概全)的且不具客觀(過於主觀、自滿)的論述,事實上太魯閣族從未接受過大清帝國甚至大明帝國的實質統治,因此「台灣自古屬於中國」這個觀點確實有待進一步的商榷,而已為台灣顯學的河洛(台灣)史觀的論述,台灣是依據馬關條約大清帝國合法割讓給日本應屬日治,但事實上大清帝國並未實質統治太魯閣族,所以馬關條約卻涵蓋性的接收大清帝國不曾統治的疆域,若以日治來定義日本統治時期也明顯的背離事實,但在紛紛擾擾的學術圈中,到底該以日治或日據來定義呢?卻從未出現太魯閣族史觀甚至是原住民族史觀,這是非常弔詭的現象。以下筆者以不帶(國家)意識形態,以(用太魯閣族)族人的身分來看待日本統治台灣時期。1896年日方接收清帝國的土地後,為全面統治台灣全島充分利用台灣土地資源,達到「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政策上,加上日本統治台灣期間對於太魯閣族進治禁制舊習、集團迫遷以及皇民化運動等高壓政策的角度來看,應以「日本殖民時期」較接近太魯閣族史觀的歷史事實。再舉一例,前面段落提到太魯閣戰爭,以學術或學理上的稱呼多以「太魯閣事件[2]」稱之,但事實上太魯閣戰爭期間,太、日雙方為互不隸屬之狀態,雙方在1914前也因土地資源與文化差異發生數十起大小不一的軍事衝突,若以事件認定此時期已明顯矮化太魯閣族當時獨立自主的社會狀態,太魯閣族相對於已遭遇日方統治後發生的1930年霧社抗暴事件,太、日在1896年至1914年間雙方的軍事衝突應屬戰爭(役),而非統治後的反抗事件。

台灣歷經多次政黨輪替後,所謂的民族主體性/在地主體性漸漸開始成為台灣主流社會的顯學,然而在太魯閣族社會中,縱使地方上不斷地在推動文化教育,但真正能夠彰顯原住民族史觀與主體性的表現卻又微乎其微,為何民族史觀/主體性教育非常重要呢?因為民族史觀/主體性關乎自我認同,人對於某件事物產生認同,就會開始產生嚮往,文化教育的真正的目標是為了文化復振與延續,對於一個亟待重塑與復振文化的民族來說,強加與主流教育不同的文化教育課程,對於一個仍未產生認同與嚮往的人來說學習效果(大多有限)略顯不彰,或許我們可以思考民族教育的推動除了獎勵措施外,讓族人產生對於文化認同與嚮往的主動學習自身文化或許真能出現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舊部落聽著耆老講述部落的故事,可以提升民族認同

田野採集的收穫與成果,對於自身文化的嚮往確實有加分的作用

關於作者:Tama Rowbiq

Truku

祖籍Duyung社,生於集團迫遷後的Bsuring社,太魯閣族文史工作者,目前就讀東華大學民間文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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